参商移（上）
1. 首长的左脸上，有一道狰狞的旧伤，从左腮一直贯穿到耳后。 那道伤口很深，我每每看着都觉得胆战心惊。然而首长聊起它的来历时，却说得有些云淡风轻： “那是当年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时留下的，”首长摸了摸左脸，笑中带着一点自豪，“二十三岁那年，在芦丰，我参加了回国之后的第一场战斗，没想到一下就负伤了——只不过还算幸运，没有缺胳膊少腿的。那个时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啊！万幸还年轻，身体好，扛住了。” “那弹片都取出来了吗？” 首长笑着点了点那道伤疤：“喏，已经是跟着我五十几年的老伙计了。” “我在后方医院疗伤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安排我去瑞金，参加红军学校的建设。那年秋天，我在那里参加了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大典。现在想想，那一年真是终生难忘啊。” // 在野战医院的走廊上醒来时，伍秀泉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 “醒了？”端着药盘的护士走进来，坐在床边给他换药。 麻药的药效还没过，年轻人的嘴唇和舌头完全没有知觉，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些含糊的呜咽。 “你这小孩真是命大，”她开始取缠在他脸上的厚纱布，凝固的脓血和组织液把布和皮肤黏在了一起，很难将它们剥开，“子弹刚好给牙挡住了。要是再打低点，那就严重了……” 护士一边换药，一边唠叨，而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凝视着斑驳的白色墙皮，用迟钝的大脑一点点地回忆：战壕上溅起来的沙。尖啸着擦过耳边的子弹。一个接一个倒下的战友。马克沁重机枪特有的，链条切换的声音。然后是发麻的左腮，流个不停的血，就这些。 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他扯住护士的袖子，发出一些急切的，呜呜啊啊的声音。 “等等，你等会，”护士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要说什么写在这上头，我可听不懂你那哑语。” 他抓过纸和笔，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字： 我们赢了？ “赢了，赢了。”虽然这么说，护士的脸上一点笑也没有。 他也没有笑，甚至没有一点胜利后的喜悦，捏紧笔的手只是在冒汗： 伤亡？ “这你别问我，”护士扭头看向走廊两侧躺着的伤兵，他们正在因为痛苦和缺医少药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但不少。” 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涌上他的心头，抖着手，他写下最后一行字： 请帮我联系一位叫刘博兼的书记。 护士只是扫了一眼字条，叹了口气：“我尽量吧，外头的事，不好说。咱这边的通信站都被破坏了，白军凶得很呐……” 青年在长汀度日如年地等待了一个月，每天趴在窗口，望着院中茂密的香樟树等消息。然而偶尔传来的音讯全是坏的：上海的某个地下党叛变了，许多同志被捕了；日本人的关东军打进了沈阳，连铁路也被他们占了；闽西一个月肃了好几千个“反革命”，和自己一同从苏联回来的人被活埋了……年轻人夜里偷着流泪，白天却得咬着牙，一边照顾别的伤员，一边硬撑。他还没等到刘博兼的消息，一点也没有。 他左腮上那道贯穿牙龈和耳后的伤口渐渐长拢了，纱布被拆了下来，露出深褐色的血痂。沿着疤长了些粉红色的新rou出来，有些痒，他总忍不住去挠它。一周前，医院的院长傅涟漳医生听说他刚从莫斯科回来，硬要拉着他去给群众和士兵们演讲。年轻人讲着讲着，因为讲得太激动，流着脓的伤口又被撕裂了，被重新缝了几针，挨了护士一顿训。 长汀是闽区后方一座依着汀水修建的平静小城，乡亲们都是一贫如洗但质朴的农民，常带着他们本就不富裕的口粮来补贴这些伤兵。但就这样也吃不饱，或者干脆没什么吃的。一些受了重伤的人白天喊着饿，半夜就死了。青年要好一些，他年轻，健康，靠乐观主义精神和等着某封来信的希望，竟然扛过来了。 九月尾的一个下午，他照例在走廊里照顾那些新来的伤员。胖护士长从外面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张被揣得皱巴巴的纸递给他。 “天天送来这么多人，走廊里都要躺不下了都——”她气喘吁吁地抱怨，然后转头便看见这个一向开朗的年轻人脸上竟淌下了两行泪水。 “哎哟，怎么了，小伍，”她说，“怎么还哭上了？” “没事，”年轻人抬起头来，用手揉了揉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我就是太高兴了。” 纸是拿旧油纸铺开后的背面写的，上头只端正工整地写了两行字： 边区无战事，我一切平安。 刘博兼 秋末，伍秀泉接到了调往瑞金参与红军学校建设的委任状。 清晨，伍秀泉刚在城南的天后宫报了到，就听见外头打马来的声音。 他远远望去，一匹高大的马正驮着一个着军装的人在道路上飞驰。那马是良驹，马上的人又骑得极快，直骑到堂前，等那军人急急勒住缰绳、利落地翻身下马时，土路上扬起的尘烟都还未落定。他下马后一刻未停，匆忙地向堂内大步走来。 青年看清那人的身影后，只觉得眼眶发烫。等军人走到他面前，他绽出一个欣喜若狂的笑，两腿一并，冲着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刘博兼主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射击教员兼四连指导员伍秀泉，向你报到！” 政治部主任飞快地回了一个礼，然而，在他眉头紧蹙的脸上却看不到半分重逢的喜悦。 “秀泉，”他两只大手死死扣住青年的肩膀，把他拉得更近：“你的脸怎么了？！” 年长的军人想抬手触摸那道像蜈蚣一样狰狞的疤，但最后只是颤抖着把手放下了。他盯着年轻人的脸，眼中全是心惊和后怕。 “夏天在芦丰参加战斗时不小心伤的，”年轻人摸了摸自己的左腮，朝着对方傻笑，“已经好了。” 然后他就被拉进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怀抱。 “伍秀泉，”刘博兼结结实实地抱着他，“……你回来就好，”一个一向古井无波的人这时声音竟在发抖，“回来就好。” 年轻人把鼻子埋进他的肩窝，军服上传来一阵令人熟悉而安心的气息。不是轮渡上海水的咸味，也不是战壕里的硝火，或者马克沁重机枪的枪油味。只是简单的，熟悉的肥皂和一点香烟的味道。他贪恋地吸了一大口气，然后才用手肘轻击了一下刘博兼的胸腹，将他们拉开一些距离——对于普通的共产党员来往而言，他们拥抱的时间实在太久了，而警卫员正在好奇地朝这边看。 “对，我回来了。”他笑得一如既往的明亮，像瑞金的骄阳。 刘博兼眼神复杂地看着自己的青年：因为受伤，他把头发剃短了。脸也晒黑了，还留了疤。尽管脸上柔软的线条，比如眼睛，嘴唇，容易暴露他的善良，但他已经是个合格的革命者了。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去送死，或者让别人死。 他看了很久，最后，才郑重地朝年轻人伸出了右手：“伍秀泉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红军学校的建设。” “是，同志！”伍秀泉伸出手，紧紧地回握他。 他们之间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天后宫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于是，年轻的射击教员凑近他的爱人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便与他道别，策马扬鞭而去。 ＊＊＊ 午后的弄堂宁静，借宿的老乡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伍秀泉刚推开卧室的门，整个人就陷进了一个炽热的怀抱里。 有只大手扣住了年轻人的后颈：“……伍秀泉，我好想你。” “博兼，我也好想你——”伍秀泉努力让自己朝着他贴得更紧，左脸的伤口蹭在刘博兼肩头粗糙的布料上，剐起一阵钻心的刺痒。他们已经不再穿面料考究的西装，或者苏联人厚重的大衣：但现在这身灰粗布的红军军装，他们更喜欢、更珍惜。 “很疼吗？”刘博兼拿指腹小心翼翼地抚上他的伤口。 伍秀泉摇摇头，只是温顺地用完好的皮肤去贴他温热的掌心。骨节分明的粗糙手指划过年轻人微翘的唇瓣——年轻人使坏般轻轻咬了那根手指。然后，就放任那根手指在他的口腔里搅动，玩弄他的舌头，抚摸他光滑的牙齿。堆积成山的思念与渴望正像火山一样爆发，灼烧着他结实而修长的身体。 年轻人几乎是咬上了对方的嘴。腥甜的血被爱人从他口腔中渡过来：是刘博兼的血，而不是战场里哪个敌人或者哪个战友的血，这激得伍秀泉浑身狠狠一颤，连腿都在发抖，只能撑着身后的书桌，以防自己跌下去。 刘博兼亲得毫无章法，只是像狗一样，在他的脸上、脖子上落下一阵急促而凌乱的吻。 吻着吻着，年长者用力一抱，把他抱上了书桌。 “小心！”他余光一瞥，立刻腾出手去接住了被这莽撞的动作打翻的煤油灯。 因为这个插曲，两个人终于能分出片刻的喘息。刘博兼的视线落在年轻人涨红的脸和凌乱的领口上，只觉得下腹有一团火，烧得他越来越难耐。 感受大腿上紧贴着自己的炙热搏动，伍秀泉也心跳如雷。他伸出手指勾上刘博兼的皮带，立刻被对方guntang的掌心按住：“你下午还有工作——” 政治部主任浓黑的眉毛因为欲望紧蹙起来，一双温和的眼睛现在烧得发亮。看他强忍欲望的模样，让伍秀泉几乎要觉得这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可爱了。一种巨大的幸福从他劫后余生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于是他真的笑出了声，蹲下去，灵活地解开了刘博兼的皮带：“没关系……我帮你弄出来，”他故意抬起自己漂亮的眼睛看他：“主任。” 碧蓝的天空一角，清幽的旧弄深处，在叶坪一户普通人家的简陋卧房里，隐隐传来了舔舐的水声和压抑的喘息。 年长者只需要微微一低头，便能看见那个自己已经不知道怎么更疼爱才好的人，正俯在自己胯间，专心地舔弄着自己的性器。 伍秀泉伸出粉色的舌头，上上下下细心地照顾着胀得紫红的yinjing。他抬眼去看自己的爱人——此时他正半眯起眼仰着头，脖子上浮起了青筋。平日端肃的政治部主任现在已经完全地被欲望支配，陷入了快感的泥沼。一想到他的这一面只能让自己见到，青年只觉得身心都在颤抖。他扶住男人的腿，放松自己的喉咙，把他的yinjing吞得更深。 冠头一下捅到了紧窄处，刘博兼忍不住低吼一声，指间揪紧了年轻人后脑的发梢——身下的人吃痛地闷哼了一声，刘博兼才顿时清醒，赶紧放开了手，无助地唤了一声：“秀泉……” 青年毫不在意。他抬起眼，像偷腥的猫一样看他，手也变本加厉地伸上来揉捏他的囊袋。刘博兼大口喘着粗气，在逐渐混沌的意识中，他看见伍秀泉正含着自己专心地吞吐。爱人guntang的口腔使生理上的快感源源不断地累积着，他下意识地抬起腰，往那个湿润包裹的地方挺动：“秀泉……秀泉……” 窗外突然飞过几只麻雀，一串鸟叫声惊起，刘博兼霎时浑身紧绷。年轻人忽然收紧唇舌，吸吮他的冠头，让他不住呻吟出声。年长者的腰不受控制地抖了几下——还没来不及反应，一股浓精就射进了身下的人嘴里。 刘博兼立刻推开他：“吐出来！秀泉，快吐出来——”可他的动作却反而让剩下的jingye都溅在了伍秀泉的脸上。白浊沿着触目惊心的伤疤，缓缓地流进了领口的阴影里：眼前这幅画面看得年长者心口一阵发紧。他抄起架子上的毛巾给年轻的爱人擦拭干净，然后三下五除二解开伍秀泉的皮带，抚上他早已硬得发疼的勃起：“我帮你……” 伍秀泉在刘博兼涨得血红的眼神里咽下了他的东西，下身不住地蹭着年长者汗淋淋的掌心。他拉住了想要蹲下身去给他koujiao的刘博兼，“还早，去床上，”他扶着爱人宽厚的肩，“我想要你抱着给我弄……” 解下床帷，狭小的空间里笼罩着昏暗的光晕。刘博兼把青年圈进怀里，让他的后背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一只手抚上他的胸前，拨弄逐渐红肿的乳粒；另一只手向下伸，握住他的勃起替他撸动。 细碎的呻吟从心口传来，刘博兼将他揽得更紧了一些。不属于自己掌握的节奏令伍秀泉开始无意识地扭送起腰胯，不够，还不够——刘博兼只感到他那两瓣光滑柔软的屁股在自己的下腹上不断地蹭来蹭去，蹭得自己的性器又开始抬头。 察觉自己的身后被一个炙热的硬挺顶住，伍秀泉转过身来，面对着年长的爱人，与他交换粗重的鼻息。 青年并拢了双腿，在刘博兼暗流涌动的眼神中将他的yinjing夹进了自己的腿缝里。 下身被柔软的腿rou挤压，让刘博兼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喟叹。 青年轻啄着爱人的脖颈和锁骨，在生离又差点死别的爱人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你就这样……动……”他的声音不比呜咽要大。 刘博兼让他埋首在自己胸膛，仿佛将一团永不熄灭的火拥入怀中。 简易的木板床隐忍地吱呀作响，刘博兼埋在伍秀泉的腿根处挺胯抽动。囊袋和会阴都因为持续而强烈的摩擦接连涌上酥麻的快感，年轻人止不住地漏出破碎的呻吟，前面的yinjing也开始抖落零星的液体。 刘博兼一边抽送一边握住伍秀泉的性器想要为他疏解，却突然被他湿润的掌心覆住了手背。伍秀泉带着他的手，上下撸动着自己的yinjing，沉溺在爱欲里的声音guntang而浓烈：“我就是这样，总这样……想着你，自己弄——” 年轻人的腿间已经被他cao得发红，年长者看着他的爱人将最隐秘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向自己展露，最后的一丝理智就这样彻底崩断——他重新掌控了节奏，让伍秀泉高潮着在自己怀里射得到处都是，腰间也狠狠抽动几下，射在了爱人的大腿和腹股沟。 红肿与白浊交映的下身yin靡一片，但没人去管。两个人只是躺在床上，交换一个又一个的吻。 刘博兼轻轻吻着爱人的脸，又试探着，用唇去碰那还未完全掉痂的伤口。 奇异的触感让年轻人条件反射地缩了缩脖子，刘博兼紧张地支起上身：“疼？” “有点痒，不疼。”伍秀泉笑着把他重新拉近，在他脸上啄。 刘博兼望着年轻人，然后用手仔细地抚摸他。 他想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他想记住年轻人的眉毛。善良的眼睛。柔软的唇和唇边的伤口。胸口。胸口往下突出的肋骨。阴阜。瘫软的yinjing。大腿。白净的脚。然后是脚心的痣。伍秀泉相对这世界上尔虞我诈的一切都显得过于好了，以至于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让年轻人选了他。他甚至不知道该感谢谁。他不信神。不信上帝。三十六年的人生里有二十年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只能选择记忆。 “怎么板着个脸，”年轻人还是那样笑着，为他擦掉额前的汗珠，“你再亲一下……” 几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 庆典礼堂里，人们在欢呼，歌唱，像洪水一样鼓掌。红色的新生儿，革命的浪潮，解放的理想，和一个尚未抵达的新世界……人们在为这些庆祝。 而礼堂的角落，并肩坐着两个穿工农红军制服的军人，把他们的手悄然紧握在一起，握了很久。 2. 首长退居二线以后，公务依旧十分繁忙。但在工作之外，私底下的首长并不是个沉闷的人。他话密，散步时爱和邻居们聊天，闲来还会唱几段闽剧。有时家里来客人，他也会打打桥牌；没人陪的时候，他就教着我打，或者摆弄他的收音机。 有一次周五临下班前，我和秘书同志正在整理文件。首长批阅完最后一份，抬头看了看钟，“呀”了一声，赶紧打开了收音机。晚间广播已经进行到文体娱乐板块了，正在播报人艺排演新戏的新闻。 “小彭，”首长把手里的钢笔盖好，对秘书同志说，“这个话剧你帮我也买张票吧。” “您也喜欢看话剧？”我好奇地问。 我是人艺的忠实观众，前两年排的《小井胡同》我看过许多遍。那年代我们当兵的娱乐生活不多，看戏算得上一个比较时髦的项目。 首长听到这话，温和地朝我微笑：“有一段时间喜欢，后来忙，就放下了。” 我刚想追问，秘书同志就立刻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噤声。 首长倒没介意，他调小了广播，看我们谁也不接话，便自顾自地往下讲：“五八年的时候我刚从南斯拉夫回来，就住在报房胡同。当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他眼神黯了黯，又马上恢复如常，“晚上我经常在胡同里散步。胡同西口就是首都剧场，一看到有新戏，我就买张票进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演《茶馆》，阵仗很大，轰动得不得了……” “那您最喜欢哪部戏呢？” “最喜欢谈不上……”首长思索着，不知不觉陷入了回忆。片刻后，他给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答案：“不过，我们在苏区的时候，我参演过一个戏，叫《旧世界》。那出戏很简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您自己也演？”我有些惊讶。 见我吃惊的表情，首长笑得很爽朗：“是啊！虽然不是专业的，但我在十来岁读小学的时候，就上过戏台了。后来从苏联回国，我在红军学校当指导员，李戈莉同志也带着我们排演了很多革命戏剧。 “那个时候条件不好，演出的照明就是捡点松枝来烧；化妆没有油彩，就拿红纸沾水代替胭脂；男同志呢就干脆拿炭来画。饭嘛当然是经常吃不饱了，缺粮的时候，李戈莉同志就带着一帮小战士去挖野菜——也算是‘苦中作乐’了吧！” // 瑞金地处赣东南，立冬已近一周了，天气仍然还可以用凉爽来形容。 在宁江村头的空地上，一天之内垒起了个戏台。说是戏台，其实不过是个临时堆高的土坯。仔细一看，搭在竹竿上的幕布还是拿旧被单东拼西凑接上的，五颜六色，很滑稽。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观众们看戏的兴致。午后，土坯台子的下头早就密密麻麻坐满了人：除了红军和十里八乡的老表，竟然还有十来个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战俘——这些“白狗子”正翘着二郎腿躺在干草垛子上，和周围的热闹显得格格不入。 “什么时候开始啊？”一个白军士兵不耐烦地嚷嚷，结果被旁边的红军看守踢了一脚。 台下的催幕歌已经唱了好几次，台上的幕布帘子却还拉着：后台搭起的棚子里头，七一剧团团长李戈莉——一位性格相当泼辣的重庆女战士——正拿一根烧过的小木棍当作笔，在一个穿白军制服的青年眉毛上匆忙地描了几笔。 “好了，赶快上去，”她催促面前站着不动的青年：“你还在等什么？” 眉毛被画得歪七扭八的青年正要开口，就见剧团的后勤部长刘博兼同志不知从哪捧了一把煤灰过来，往他的脸上抹去——“行了，秀泉，”刘博兼拍了拍手上的余灰，忍笑看着面前顶着一张花猫脸的青年，“快去吧。” “是！”伍秀泉莫名其妙地朝他敬了个礼，然后端起缴来的空枪，几乎是同手同脚地朝拉开幕布的台前走出去——望着他背影的二人两相对视后，都笑着摇了摇头。 台上已经搭好了简陋的布景，是拿土陶罐和架子垒起来的“白军堡垒”，上头插着一个手画的青天白日旗。前边已经对了些戏了，正演着《旧世界》的第二幕：一帮白军被围困在碉堡里，抱怨官长和地主。待他拎着空枪出来时，正对上乌泱泱的观众，脑子刹时有些发懵——好在他倒也不算第一次上台，深吸一口气，便抱着枪，学伤兵一瘸一拐地走进场，带着点颤音开始念白： “报……报告连长，又病死了一个弟兄……”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抗到堡垒外头土里面埋起来。”白军长官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 “可，可是……” “有什么可是的？”连长不太耐烦。 “好了，快去吧，”另一个伤兵也催促，“放久了，大夏天的人又要臭了。” “可是……”伍秀泉深吸了口气，“人人都是爷娘养的，为什么营长被红军打死了，上头就买了很好的棺材，还叫我们送葬，”他接着词，又觉得仿佛真看见了几个士兵躺在战壕里，语气一时竟然不自觉带上了些不忿和压抑：“我们的弟兄死了，就拿去填堡垒？” “看不出你嘴这么乖——告诉你，营长是个官，他是个兵，你分得清么？” “呵！官……兵……”另一个士兵扭过头去，暗自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不准多话，赶紧扛出去！” “报告连长，我实在无力气抗，”年轻人愁眉苦脸，“今天还没送吃的米来……” “再等几天，”听见这话，长官跋扈的声音逐渐小了，“送米的车总会来的，熬一熬，忍一忍吧……” “可还要怎么忍啊，连长！”他把枪往地上一撇，“日本人都打进老家来了，我还在这和我自己的乡亲们打仗！连长，上头的人倒是吃rou，可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喝米汤呀……” 这戏不算太长，演了半个钟头，很快就散了场。乡亲们陆陆续续走完了，等把搭起来的那些棚子架子收拾完，已经到了金乌西沉的时间。 “洗洗脸吧，”后台，刘博兼打来一盆水，放在年轻人面前，“花猫。” “这都是哪个地主老爷害的？”伍秀泉笑着还击，然后弓起身子，捧起一捧水往自己脸上浇。 “那下次我来演黄老爷，”刘博兼半倚在粗壮的树干上，看着年轻人在水盆里越洗越花的脸，忍不住笑：“你来演我的四房姨太太？” “刘博兼主任！”伍秀泉闭着眼想踹他一脚，结果踹空了：“你怎么越来越没个正经了——”他眯着眼睛抬起沾满煤灰的脸，前边的头发还在往下滴着黑水。刘博兼忙拿来毛巾，捧着他的脸仔细擦干，终于让那张清秀的脸显得没那么诙谐。 年轻人现在倒是能看清东西了，但一看见面前刘博兼那张满是倦容的脸，刚升起来的脾气瞬间又蔫了下去。刘博兼已经在边区连轴转几个周了，睡没睡好，不知道，吃没吃好，不清楚。只知道他又瘦了，头发又白了，眼睛下边的颧骨像被刀切斧凿一样，露出点原本凌厉的骨相来。 “……你们宁城那边，”他垂着眼睛，为刚才竟然差点踹中他感到内疚，“是不是又有了消息。” “我以前在西北军的亲共旧僚是传了些风声过来，”刘博兼见他这样，知道他的青年又开始为他担心，于是只斟酌着捡好消息说：“但中央已经有了安排——我做远程指挥和接应。而且，董将军他们也有革命的心与投靠的诚意，所以，这件事，我想会顺利的。” “你总这样。” “我总哪样？” “报喜不报忧。”年轻人瘪着嘴，索性挨着树一屁股坐下。 “地主家尚有余粮，实在是无忧可报啊，”他也干脆挨着伍秀泉坐下，凑到他没怎么洗干净的花脸前，用手指如往常一样刮了刮年轻人的鼻尖：“我的四姨太。” 满脸忧郁的年轻人也被他的话逗乐了，没忍住嗤地一声笑了出来：“刘主任，你现在这样演地主我看准行，这么流氓，群众看了都得往你身上扔烂菜叶子臭鸡蛋。” “那糟了，”看他露出笑来，刘博兼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战士演完土豪，下了台就被一群入戏太深的老表们揪住，挨了顿打么？我可是搞文字工作的，身上没有半点武功，你来救我不救？” “不救，不救，”伍秀泉笑着望向远方山坳升起的炊烟，然后把头靠在旁边的人肩膀上：“我怕我被当成反革命，给我一块揍了。”他知道刘博兼在有意逗他开心，而他也愿意为此而开心：因为有太沉的责任压在他们二人的肩上了，所以就连这种寻常的幸福都显得如此珍贵。以前，他不明白这种珍贵——在苏联，他只是个被养在理想国里的留学生；而现在他回来了，已经上过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战场，见识过了今天笑明天死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了。 “刘博兼，你书读得比我多，我问你，”他轻轻地问，“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成功呢？” “我不清楚。书读得再多的人也不清楚。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但总会成功的，”年长的人揽住他的肩膀，“问题来了——万一到时候你还年轻，我却是个糟老头了，怎么办？”他温和地看向爱人，想象着伍秀泉四五十岁时候的脸：可能那双漂亮的眼睛旁起皱了，可能脸会胖了，可能嘴唇边上有两道深深的纹……他想了这么多种可能性，唯独没想过不爱他。 “那我到时候就养你呗，”年轻人揉了揉眼睛，忙了一天，他有些困了，“反正到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肯定舒服得不得了；你老了，走不动了，就天天躺着，等我伺候你。” “好，好，”他被这种可能性逗笑了，“好了。伍秀泉同志，天色晚了，我们回去吧。你这脸还没洗干净呢。” 夕阳已经快沉入地平线了，远处的山脉只留下一轮朦胧的金色光晕。伍秀泉拎着空枪和刘博兼从后台出来，看见刚才那几个躺在草垛上的“白狗子”战俘，正远远聚在一颗枯树底下，像一群徘徊在大地上的，黑色的幽灵。 他们见到伍秀泉——这个白军士兵的演员——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过了一阵，为首的那个人取下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子，接着，后边的士兵也学着他扯下帽子，扔在干草上：“不打啦……”那个人远远地朝对面的这些红军喊道，“阮不想和你们打啦……” 3.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如火如荼的大型建设中，江西曾经出过这样一件大新闻：赣州某县城距新修的百货商场不远处，挖出了大约三百余具枯骨。关于他们的身份，一时间讨论很多。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认为，十有八九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留下的残暴痕迹；但经过专家的鉴定，这些尸坑的出现又要早于日本人进中原的时间。最后，由于缺乏各种证明身份的材料，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只当作混乱年代里无数的残忍故事之一。 首长也看过那个新闻。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很沉默。年末的一个下午，我陪他去中央开会，会后他和时任总书记的古月邦同志两个人单独交谈了一阵。又过了几天，他交给秘书同志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带给总书记的秘书。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更不可能去问，后面就慢慢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来年的春夏之交，报纸上又刊登出一条新闻，我才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那条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三页的副版，在一个既不特别重要、又不特别轻视的位置。我还记得标题是：尘埃落定——记江西三百名“肃反”受害者被追认为烈士背后的故事。 当时快交班了，但我依然站在原地把那条新闻读了好几遍。我是当兵的人，对于这样的故事常常感同身受，难过得很。一抬头，首长也正沉重地盯着配文上的纪念碑照片出神，我便隐约觉得这件事（就像以前处理西路军战俘问题时那样）也许与首长有些关系。 首长察觉到我的目光，回过神来：“小陈啊。” 他看见我表情难受，于是把报纸叠好、整齐地放在桌角上，温声对我说：“一九三三年，我也恰在中央苏区的模范团工作，算是历史的见证者，看到那个地名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许多无辜的干部、战士，因为一两句无心之言便被‘肃反’，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白白失去了性命。”他叹了口气，“所以，我想啊，我们是有必要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为家属提供补偿的；况且，很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点金钱上的补偿，对于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小陈同志，你还年轻，要记住——历史是重要的。”他凝重地看着我，“因为历史证明我们犯过错误，而人，始终都是容易忘记自己犯过错误的。” // 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博兼同志被肃反委员会“请”走，并莫名认定他有“重大的反革命嫌疑”时，伍秀泉还在沙洲坝茅草棚子搭成的教室里，教整齐坐成一排的小女娃们写自己的名字。 李戈莉面色凝重地从中央政治保卫局回来，把他拉出教室，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刘主任让我告诉你，”她拉住抬脚就要往外头跑的青年：“不准你冲动，也不准去局里探视，他会想办法……” “他那个苕样子，有个屁的办法——”年轻人挣开她就要往保卫局的方向去，竟然还不顾斯文地带上了乡音，露出点他武人的本性来。 “小伍同志，”李戈莉全力拽着他，这位一向脾气火爆的女同志此时竟然显示出了十足的耐性：“你先不要急，这只是调查。刘主任肯定是清白的，他的为人大家都清楚，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一定是其中有误会，中央会查清楚的。” “查清楚？”年轻人眼圈急得发红：“怎么查清楚？就凭那个姓林的麻皮？” “——伍秀泉同志！”她连忙制止住了他这张乱说话的嘴，不明白青年今天怎么这样意气用事：“话不能乱说！你先坐下，给我好好冷静冷静。况且，你一个模范团的小政委，去了能管什么事？” 听到这话，伍秀泉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若他还是一个刚成年的毛头小子，或许此时已经冲到政治保卫局去和姓林的理论了——可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也不该这样做。 他深吸一口气，使自己看起来平静沉稳些：“李戈莉同志，刘主任……是不是因为批了反对错误路线的那张条子，才被带走调查的？” 听到他一下便猜中这其中的弯绕，这叫李戈莉也有些吃惊——她一向觉得伍秀泉只是个无什么心机、甚少参与政治的年轻武人，然而现在看来，他只是志不在此罢了。 “总之，现在咱们只好等了。”她将这件事含混地带过，“我想，应该是要不了多长时间的。” 事情是从闽粤赣苏区中央分局的新书记、红四兵团的政委，林寒同志，一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开始的。 四月上旬，红四军在粤北游击时，俘虏了一个姓张的国民党下级军官。粤区肃反委员会审问时，有人便指认他是jian细——此人一开始并不承认，后来林寒亲自严刑逼供，拔了他几根指甲，又请他上了老虎凳，于是那人便认了自己是什么“统一党”的成员，又指认时任团风县县委军事部长的杨奉天杨将军和他是同乡。林寒于是叫人把杨奉天也抓来逼供，他受不了酷刑，只好说苏维埃共和国和红五军团中的一些人是他的同伙，又吐出一大串名单——这样步步株连，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罗织罪名，最后竟然波及了整个闽粤赣苏区的干部群体，甚至导致一些下级士官和普通群众都受了牵连。 不是没有人反对：不过，林寒如今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领袖，是很受汪鸣同志及共产国际器重的“钦差大臣”，反对他的意见，就约等于反对共产国际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见——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名。 因此，当刘博兼被带到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审讯处（实际上，那只是一处临时征用的土房子）时，面对的正是这种风声鹤唳的状况。 “好久不见，刘主任。”林寒坐在审讯桌的对面，皮笑rou不笑地同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林寒同志。”他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的“老相识”——一个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斯大林坚决拥护者，反托派的先锋人士——心中并没有多少起伏，只觉得荒谬。 “看来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同学。那我可就长话短说了，请交代交代你的问题吧。”审讯员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直勾勾地望着他。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刘博兼平静地开口。 “嗯。好一个没有问题。”他点点头，这位年纪不大的审讯员倒是很有一种当权派的自信，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开始逐字逐句地读：“起义第二十六路军，也就是原来的国民政府西北军第五路军，三一年冬宁城暴动后投奔我党，改编为现在的红五军团，对不对？” “是这样。” “好。那么这一部分白军分子，你确定他们的思想就改造好了吗？据我所知，”他拿手指划过文件上的几个人名，笑得胸有成竹：“五路军军团长赵振同、第44师师长吴中越——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除名了。剩下的漏网之鱼，我认为，被我们清查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 “所以，我认为，你，刘博兼，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需要向我们提供一份名单——我是说，那些有叛党嫌疑的、思想改造不良的，或者出身资产阶级的……坏分子。” 听完他的话，刘博兼也低头笑了：不为别的什么，而是这种对苏维埃秘密警察的拙劣模仿安在这个仅仅二十来岁、稚气未消的年轻人身上显得很滑稽。在莫斯科，他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而由于过早地接触了这种巨大幽暗的权力，他们身上往往有一种积极而天真的残忍。 “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刘博兼淡然地摇了摇头，“红五军这几年一直在反“围剿”的前线四处征战，立下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而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我需要对来投靠我军的同志们负责任，因为他们把命交到了我手里。” “那赵振同、吴中越的事，你怎么解释？”林寒啪地一声合上文件，食指在桌上不耐烦地点：“你能保证剩下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坏分子了吗？” “赵振同和吴中越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敌军的策反。何况中央也认为，他们领导起义有功，功过相抵，起码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刘博兼皱了皱眉，“至于剩下的人——没有查证的事，我不能乱说。” “刘博兼同志，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党现在的处境？” “我很明白。因此‘肃反’一事才更要慎之又慎。” 察觉到他的油盐不进，林寒的笑意渐渐退去，透出一种深不见底的阴冷来。 他清了清嗓子，把声音放得很轻：“那你是铁了心要当这个反革命了？” 刘博兼沉默不语。这句话没有激起他眼中多少波澜，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威胁不算高明，甚至十分幼稚。他的年纪与伍秀泉相仿，但与伍秀泉却显露出完全相反的人性——刘博兼只觉得这个人可悲。 “林寒同志。”过了片刻，他缓慢而一字一顿地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反革命：那就是因个人恩怨罗织罪名，滥杀无辜。而我刘某人，是万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的。” ＊＊＊ 伍秀泉等了近两个周，还是没有等来任何肃反委员会的消息：没有通知、没有报告、甚至没有关于刘博兼的只言片语。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这与等一个在边区死生无定的人的消息不同——起码那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冒什么样的险——这是种无处落脚的，虚无而漫长的折磨。无论他上哪儿问，每个人都是几乎相同的答复：“不清楚”、“回去等消息”、“没有权打听这事”，他们摆摆手，便把伍秀泉打发走了，而等到第二天，他们则又语焉不详地开始打哑谜：“某个师长被秘密处决了”、“某个政委被填进了湖口里”…… 每天活在这样提心吊胆的煎熬中，年轻人迅速地憔悴下来，眼眶下面若不是还挂着一层皮rou，几乎就像一具骷髅了。 李戈莉见他这样，也对他生出一种于心不忍的担忧来。然而她是万万不敢引火上身的，于是只好捡些话来宽慰他：“小伍同志，你也不要太担心。刘主任怎么说也是高级干部，他们就算要对他怎么样，也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 伍秀泉强撑着精神，扯出一个无奈的笑：“李戈莉同志，”他紧紧攥着拳头，“我看，现在已经不是等下去的时候了。” 就在昨天，他终于秘密联系上一位同在苏联时的老战友。这位身肩要职的老战友暗示他：一位才从长汀下来的，中央高层的大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或许还有一些发言权。 听了这话，伍秀泉眼睛一亮，好像终于找到了救星。 这位大人物就住在距叶坪不远的禁区内。天尚蒙蒙亮，还飘着些零星的小雨，伍秀泉就已经顺着乡亲指的路到了林外：穿过漫山遍野的防空洞和防空壕（这些显然是为了防范国民党人从高空抛下的重型定时炸弹）和红军总参谋部，再沿着土路步行了大约十分钟，就已经可以从远处看到那人的住所了——那是一间与寻常农家无异，却远离人群的朴素小屋。 顶着雨，伍秀泉到了门口，规规矩矩地用冒汗的手心拍了三下门：从里面遥遥传来一声“请进”。 他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推了门进去，穿过简陋的院子（然而农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是主人用心收拾过），进了屋内。那里头已经等着一个人了：他的年纪同刘博兼相仿，面容英俊、身材颀长；行军时伍秀泉曾远远见过他，那时他还骑在马背上——面前的人正是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少山同志。 他见到伍秀泉，只是温和地同他打招呼，仿佛已经等了他很久：“伍秀泉同志，你怎么来得这么迟？” “您……您认识我？”年轻人吃惊了。 “当然。”周少山笑着起身，朝他伸出一只手：“我与博兼同志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老战友、在巴黎时的旧相识，他在给我的信里提过你很多次——皮达可夫，对不对？” 听见刘博兼的名字，年轻人的心被揪紧了。他用那双沾着雨水的手一下握住了周少山的手，尽力克制着声音里的抖：“周书记，我正是为了此事……” “——好了、好了，秀泉同志，”周少山打断他，眼中笑意依旧不减，“我知道。”他拍拍伍秀泉的手，以示安慰。 “出来吧，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博兼兄？”他转头，对着内厅道。 接着，从内厅里便缓缓走出了一个人来：不是数月不见的刘博兼又会是谁呢？ 年轻人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半晌，回过神后，又忙跑去拉起他的两只手：“你受伤没有？”他翻来覆去地检查着那双写得一笔好字的手，还好那十个指甲盖还完完整整地待在他的手指上，“他们对你用刑了不？刘博兼，你和我老实讲——” “秀泉，我没事。你放心，”看见年轻人憔悴得眼窝深陷，肩膀也淋湿了一片，刘博兼几乎有些手足无措了，只好柔声宽慰道：“我一点伤也没有，”他摊开手掌，又挽起袖子展示完好无损的皮肤：“他们还不敢对我用什么刑罚。” 伍秀泉拉着他的小臂，反复确认了好几遍他说的是真话：“那你怎么……怎么这么久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若不是周少山还在，他几乎是想要立刻扑进刘博兼的怀里抱住他了，可最后他仅仅只是抓住了刘博兼那双宽厚的大手，以平复自己惊魂未定的心跳。 “已经过去了，没事了，”刘博兼回握住他冰透了的手，有些笨拙地给他暖着：“……是怎么弄的，手这么凉？” 此时，一旁的周少山轻轻咳嗽了一声——正交握着双手的两个人回过神来，一下子分开了。 “博兼兄，”周少山带着清风霁月的笑，打量着伍秀泉发红的耳朵，“这个在巴黎的旧，看来你我是叙不成了。至于你信里的内容，我一定会多多注意。” “少山兄，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刘博兼也拱手。与周少山交流时，他时时不自觉地带上点旧学教育的惯习：“情况大体如我所言。如今已经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如果再任由各区的‘肃反’继续这样无休止地扩大下去，保住我们的革命斗争成果就很危险了。” “嗯。”周少山点了点头，“我一路沿着长汀走下来，发现情况并不乐观。除此之外，经济、给养，尤其是米、盐的供应问题也还需要从长计议。这些，我们就改日再谈吧。” 外头的雨渐渐大了，顺着小屋的瓦顶，滴答地落着水。 周少山转过头，又看向面前年轻的军人。伍秀泉年纪不大，但胜在聪慧，且秉性正直，此外，俄文功底也极好——此时，周少山的心中已暗自有了定夺：“至于皮达可夫同志，年底，共产国际会指派一位苏联军事专家来我军协助工作，因此，我们需要一位专业的俄文翻译。”他的视线从伍秀泉的身上移向刘博兼，眼中带着洞察一切的了然：“博兼兄，这个兵，我要向你讨来用一用。你同不同意？” 闻言，两人面上一红，莫名生出一种被揭穿的羞赧来，刘博兼更是一下失了平时那种卓绝的辩才：“——我，我怎么能替他拿主意？都，都问秀泉吧——”他磕磕巴巴地说。 看老友如此窘迫的模样，周少山豪迈地笑出声来：“好，那伍秀泉同志，你愿不愿意帮老兄这个忙呢？” 火烧到自己身上，伍秀泉的脸更红了。他悄悄拿手拐推了一下身边的人，然后端正严肃地行了一个军礼：“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好——英雄出少年啊，博兼兄。”周少山道。 近正午了，山雨还未歇。周少山取了一把伞给二人，又在刘博兼耳边低声叮嘱了几句，便送他们出门了。此时的伍秀泉，尚不知道周少山临别时，那一闪而过的凝重所代表的意义。 一九三三年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国民党调动近一百万大军南下，开始集中攻打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主要根据地。由于错误的军事战略、长期的供应短缺与不合理的作战原则，缺乏自动武器和重火力的红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 一九三四年，在猛烈的火力压制下，红军被迫开始撤退。 同年十月，除了抗击敌军追兵、掩护主力西进的红五军团外，中国工农红军大部分主力军撤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和南方苏区根据地，由东向西进行战略转移。 此一役，西经湘黔川滇，最终北上至陕甘地区，共行军二万五千里——史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