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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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凝视着桌子上的彩色塑料收纳袋,首先想着弄明白这里面装的信件原件到底出自谁手。她说“是柏小姐的信”,究竟指信是从柏瑜手里拿到的,还是柏瑜写下了这些东西?这个问题不难搞清楚。根据她迄今为止对宫女士的描述,我并不认为宫女士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有了看信件的插曲,我不再点燃衣兜里只剩下小半盒的香烟,搭在桌子上的手指形同空荡荡的笔架叉。我自以为自己“喀哒喀哒”轻敲桌面的手指听来没有很吵,猛然发觉她的视线锁在我的手上——抑或是我半低垂着的脸上呢?她摆出一副有所期待的神色,于是我不得不接着说:“不太高明呐。” “您这样说,那的确也只是很普通的信而已。”我为她没有会错意感到欣慰——我指的是她没有把我说的“不高明”理解成是对她字迹的评价。也许换个人我就不会这样说。即便是针对此类并未牵涉到本人人格的客体的评价,有人也更喜欢听溢美之词,尽管那全然是虚伪的。 “这封信有什么特别的吗?特别到值得你搞出一份imitation?”我猜她不会再拿出其他仿制品逐一给我看,如若她带来了别的,理当会将它们统一装在一个收纳袋里。虽然绝大部分人不理解“效率”这个词的含义,甚至愚蠢到故意去吃放馊了的隔夜饭,但她选取上面那封信件作为“唯一”,自然该有她的道理。的确,以文学作品来评判绝对算不上高明。有些地方含蓄,有些地方则露骨非常,像是“故意惹你生气”一类的表达又幼稚得令人发笑。我不免再次忆起给你写的那封信——那时我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学生,也曾思虑过多数人不喜欢直白的情感流露——腐儒的幽灵像毒素一样渗入每个人的骨髓,再把孔老二的脑袋当球踢多少次也无法根除——所以我选择了含蓄内敛——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中庸的表达方式。当时我还十分天真地以为是我过度的含蓄阻碍了我们之间的理解之桥。 “它很特别。您不觉得吗?是您见识过的东西太多了吧。”她说这话的语气几乎让我怀疑是受到了类似于“挨过太多鞭子连皮都硬了”一般的嘲讽。即便是嘲讽,这里根本无须卖弄学问似的作出辩解,不妨让她说说特别在哪。“像这样的信还有不少。”她也没有留给我辩解的时机,“从双方决定定期通信开始,到最后病重,彼此之间写了无数封信。因为两个人都写,保存下来的必然不会是全部。没有留下的也没什么遗憾。她们的信件内容就像通讯软件里的聊天记录,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事,而非远距离笔友之间的珍贵信函。”我颔首表示认同,又问她:“谁病重了?”她只是摇头,再度启齿道:“真挚是很可贵的情感。这封信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但您在看过信以后,真的认为这种真挚是自然而然的吗?其实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不到就是没有,不是每天喊口号就能实现的。”这次我用微笑报以认可,但我面部扁平,缺乏血色,五官虽协调却并不突出,瞳孔缺少我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气,时而给人阴险沉郁的感觉,不知道这笑容和我先前所有类似的表情是否会被误解为完全相反的神态。我刚才就想问她为什么专门去做她所谓的imitation,不论信件有多么特别,也不值得她做到如此地步。这种做法如同小学生照抄参考书上登出的模范作文,即便下苦功整篇背诵下来,别人的东西也不能变成自己的,甚至有可能毫无用武之地。但这说到底只是出于一种稍嫌愚蠢的功利主义。她不是小学生,这封赝品信指向的事物看起来也不存在能被攫取的利益……事情似乎越发扑朔迷离,开始变得像一部真正的小说。我逐渐确信她在她带来的“故事”当中也有着一席之地。 “这是柏瑜早些时候写给宫女士的信。”她现在才证实我的猜想未免显得多此一举,“您看这信的内容也能知道,她们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是非比寻常了。不过实话实说,很亲近的朋友之间写这样的东西也没什么……哪怕是男女之间。只要没有明确说出那几个字眼,基本都可以打马虎眼儿搪塞过去。宫女士是已婚的身份,就算她真的意识到事态不简单,她又能做什么呢?她就像那封信里写的那样时常端着有些冷漠的态度。至于柏瑜说她‘焦躁’,说她只是在‘暂时逃避’,这些可能是其本人的臆想,或是轮番的巧言令色动摇了宫女士的理性。我希望……我认为应该就是这样的。后来,柏瑜接着写了很多很多封,她们在生活里的接触也没有停止。一起逛博物馆古迹,看话剧音乐会,夏天去河边水库纳凉,秋天就去爬山赏红枫,有了柏瑜,宫女士连本来不喜欢的庙会也开始去了。那时候私家车少,两个人都没有驾照,只开了两个线路的地铁跟没有一样,公交也通不到稍远的地方。柏瑜于是找了个专车,如果要出城,就托这辆专车接送。” “这是从哪找的车?出租公司雇的?” “不是,是机关里的专车,一台车配一个司机。车不是给她家里人配的,开车的司机跟她家有些交情,据说孩子上的小学里有个领导是柏瑜家的熟人,柏瑜自己也给了对方一些好处。先不说予人情分和直接花钱雇车哪个更划算,这事儿看似办得挺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很难说这个司机是否就是流言的源头。” “我明白了。意思是说一个熟人司机开车载着两个关系不寻常的女人到处玩儿,这个过程里听到二人的谈话也在所难免,就算司机脑子迟钝,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层,说出去还是会让有心人加以揣测。你认为这不谨慎,但若非远离旁人另辟生地,围绕自身发生的事一定会被他人当成下饭的谈资。这点连家人之间也免不了。这种事非关秘密主义,不过是众口铄金的道理。这个词没什么杀伤力,不太适合我,我想说人是很下贱的。”她出声笑了一下,看来对这玩笑颇为受用。这不全是玩笑。而我突然掺入斥骂,也不完全源于已经到了要用这种言论抒发主张的地步,我只是有些憋闷,有些不满。或者说,我认为与其费尽心思讲理,毋宁一句“下贱”来得干脆。我这样可能会被看作是在生活中经常口吐这类词的人。我说“没有杀伤力的词不适合我”,对应的其实是像上面那样背地里说人坏话的情形。我到了这个年纪,却依然没有学会对讨厌的事物说不,面对与“下贱”这个词同等级别的指摘,我通常只会一忍再忍,不愿意撕破脸皮。我对自己的懦弱有着清晰的认知,也不认为这种做法就是正确的。每一次想着说出“不”,甚至用足以坐实我恶毒的话予以还击,我都无法战胜心底对于“鱼死网破”这个词导向的结果的恐惧。说到底……说到底是我太没用了。我本以为自己也只是在“暂时逃避”,其实我永远在逃避,逃避十分可耻,且没有任何意义。而我为了抵消这种一无所获的屈辱,把所有难以消化的痛苦转化成受虐的快感,反复咀嚼、来回品尝,以为这样就能像自断尾巴的壁虎一样迎来再生……这与以为向你展示自己的伤口就能博得怜悯一样可笑。 “总之没有这个司机,袁诚貌似已经觉察到端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什么事儿是藏得住的。您说的那种秘密主义,我虽然不太明白,但一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秘密,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藏匿的价值,以及清楚它底细的人认为是否有揭露它的价值。当然,我们这里的人尽管强调各种主义,却从未真正意义上奉行某种主义。有人乐于散播别人的秘密,即便这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有人更不惮于自曝秘密……前者暂且不论,后者往往是为了索求通过公开秘密能换取到的更大的价值……这么说,其实前者也一样。看似不讨好,实际上依然像您先前说的,是透过别人的痛苦获得快感。那么如果坐拥秘密的本人不会感到痛苦呢?或者这么说吧,如果那个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呢?”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具体到协调世界时所覆盖的每一个时区,还有我在日薄西山前所剩无几的可支配时间。我很想催促她尽快结束谈话,又不愿破坏对我来说世所罕有的交流机遇。你曾抱怨我不同你交流,不同和你相似的人类交流,你认为我总是封闭内心,进一步怀疑我是不是得了自闭症。于是你自作聪明地扔给我一只动物——纵然这被科学证实的确有效。我为此发自内心地感到滑稽。不知道自闭症到底是什么的你简直愚蠢透顶。可以说这便是我不跟你和你们那些人交流的由因。我也曾试想过我们之间是否还存在交流的可能,我是否能让不是在贬损就是在叱喝的你学会正常的说话方式。但我没有必要教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吃素,更没有必要把你那同样世所罕有的正常说话方式当作是对我的仁慈。是啊,我明明清楚这些,却还是不间断地自我虐待,使那脱胎自痛苦的快感率以为常,就像想到日后会面临yindao撕裂和zigong脱垂还是决定给男人生个孩子。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些创伤。你对我的痛苦视而不见,似乎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在你说出“自闭症”这三个字时还是露出了马脚。秘密从来都不是秘密。我几乎是在青蛙弹出舌头捕食苍蝇的一瞬间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有问题”。其实我从来就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们这些下贱东西。 几乎无意义的思考是很短暂的。由七千二百刹那组成一腊缚,在这相当于一分半钟的时间里我没接她的茬——我本身也不知该如何回应——加之或许连她也没有完全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在抛出上面那两个问题后,她自顾自地给出了答案。在备述此类事项之前,我认为还是再回到那封信比较关键。对,就是那封改变了宫女士一直以来誓要保守秘密的心理的信。她在前面说“很亲近的朋友之间写这样的东西没什么”,又认为“可以打马虎眼儿搪塞过去”,我对此无法苟同。但她所说“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则接近一句定理。爱当然不是、也从来不是没有声音的,哪怕表述爱的个体无法发声。而瓦解掉宫女士严守体面的决心的,甚至可以说毁掉她因委身于现实而穿起的虚荣外衣的正是这种声音。这结论一部分基于她的描述,另一部分出自我的理解。在宫女士身上,体面与虚荣一母同胞,她意识到这两件事都不会给她带来快乐。优秀的丈夫、美满的婚姻、没有偏离常轨的正常人的生活、适于中层阶级的身份与地位——这些的确可以带来幸福与快乐,但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幸福与快乐。安定的社会难以孕育伟大的艺术,没有疾病的小说家也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所以当与柏小姐的危险关系像荆条一样刺入她的世界后,她选择立马伸出手,让那种既炙热又冰冷的感觉侵蚀自己没有爱也没有性的婚姻。爱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彼此相爱的两人同样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