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暴（上）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秀泉首长处担任警卫员。 首长为人和善、不摆架子，第一次见面时，就细细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又问起家里父母兄弟的情况等等。我一一照实说了，首长夸汉中是好地方，还问我知不知道有个典故就出自我们城固县？说起小时候的穷苦事，首长三两下就问出来我的乳名叫“小乖”。他一听，忽然盈盈地笑弯了眼：“小乖啊……”我羞得满脸通红，秘书同志也在一边假装捂嘴咳嗽，首长才说：“不逗你了，我以后还是叫你小陈吧！” 平易近人，这就是我对首长的第一印象。 有一阵解放军出版社计划出一套丛书，为对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高级将领著书立传。首长是老红军了，出版社的同志便经常登门拜访，或把书稿送来请他审校。 那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伏在案头，一看就是一整天。有一次我进去添茶，他正静静地盯着一张旧相片出神。我故意弄出些声响，他如梦方醒一般抬起头，眼眶已然微红。一见是我，他的神情竟然更加恍惚起来，我心头一慌，忙喊了声“首长”，他才恢复如常，招手叫我来看。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古月邦同志特意去档案馆找到，翻印赠送给我的老照片。原片是1926年拍摄的，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休养所。前面站着的是汪家详和章问天同志，后排那个高个子是朱睿同志。” 接着，首长又指向一个柔和的轮廓，温声道：“这是刘博兼同志，当时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我们的大家长。” 刘将军的事迹我听说过。红军主力部队实行长征，他奉命留守赣南，在带领部队突围时被捕，后英勇就义。都是首长的旧识——我偷偷瞄了一眼陷入沉默的首长，他却没在看我，指腹轻轻摩挲着那有些模糊的人脸，好像透过这薄薄的相纸，看到了一段厚厚的往事。 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脑海中掠过。 我继续浏览着照片，不一会儿便寻到一个有些稚嫩的脸庞：“首长，这是不是你？” 首长的嘴角微微抿起一个弧度：“嗯，还是个细伢呢！” // 一九二五年深秋。海参崴。 近黄昏了，彼得大帝湾漆黑的海水已经镀上了一层浅金。黯淡的天幕下，一辆运煤的列车正载着一百多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缓缓驶出海参崴，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朝“红都”莫斯科进发。 远东的寒冷已沁骨入髓，车厢里有人不断地抱着木柴添进火炉。在三层光秃秃硬邦邦的木板床边，有一个清俊少年坐在角落，拢了拢身上并不合身的旧短大衣。列车员送来面包、黄油和方糖，同行者见状纷纷撇嘴，感到难以下咽；角落的那个少年却只一笑，起身将黄油和糖都放进碗里，用开水一冲，顿时甜香四溢。他抱起汤碗、就着面包，大口大口吃起来。 车窗外，挂满冰雪的针叶林不断向后退去，接着是荒凉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远方黑恫恫的群山。第一次踏出家门的少年把脸贴紧玻璃，好奇地打量着外头的一切：白雪覆盖的斑驳牧场、质朴的俄罗斯村庄与燃起的点点炊烟……与沔水边的武昌城相比，这是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怀揣着这种兴奋，连运煤车上恶劣的环境也显得不那么难熬了。 列车开了近一周，最后，在诸圣节当日的清晨抵达了莫斯科库尔斯克站。 拎着一个薄薄的旧皮箱，少年难掩激动地跳下火车，深深吸了一口北国寒冷凌烈的空气。 那是时年十七岁的伍秀泉。 办理完入学手续的下午，有一批先行留苏的同志前来慰问。伍秀泉是这一批留学生中年纪最轻的，个头也小，此时在这几十号人的房间里被挤到了边缘，只得贴着墙根站立。他努力踮起脚，越过攒动的人头和肩膀，总算看见了来慰问的同志。为首的那位站在众人中央，年纪三十左右、英俊得恰到好处。他浅灰色的法兰绒衬衫外套着一件深色毛衣，柔和热忱的笑容笼罩在暖黄的阳光下，格外亲切。 “同学们，或者，我应该说——达瓦里希，欢迎来到莫斯科！我叫刘博兼，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也是现在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他一开口，嘈杂喧闹的众人便都安静了下来，“如果大家在学习上、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解决。” 刘博兼侃侃而谈，又说了些在莫斯科生活需要注意的琐事，众人便七嘴八舌的提起问来。伍秀泉也想往刘书记身前挤——他年轻而好奇，对“红都”莫斯科、共产主义革命、伟大导师，和苏维埃的一切，都好奇得心脏直跳。但少年的身体终究比不上那些高壮的成年人，最终，他只好放弃，在角落里耷拉着脑袋静静听。 不多时，人群大都散去，四五结伴地离开了。伍秀泉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想去食堂——然而他有些不知所措，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在京城学过些俄语，只有他连路上的招牌都看不懂，连食堂的门都不知道往哪里摸，只得拿着一张同伴塞给他的纸条手脚并用地找人问路。是已近初冬的天气，然而走错路的窘迫加上着急和饥饿，这个十七岁的小少年还是急出了一头汗。 “小同志，怎么了？” 就在他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的时候，身后传来了熟悉的中文。伍秀泉回头，是刚才被人群围在中央的刘书记，正携着笑容在看他。 他先是像找到救星般松了口气，然而紧张和生涩很快又让他涨红了脸，“书记——我，我，”他磕磕巴巴地说，“我迷路了……” “去哪儿？” “……食堂。” “那正好，”刘博兼径直走到他身边，温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顺路。我带你过去。” 路其实不远，只是莫斯科天黑得早，而这些小巷子又蜿蜒复杂，外来人在里头乱逛，很容易就失了方向。刘博兼是熟悉路的，带着他在羊肠子宽的石板路里穿行，很快就绕过了这座古朴的石头城，到了一栋砖红色的二楼建筑前面。建筑门口的墙上有一排不起眼的金色小字：столовая（食堂）。 “以后可别认错路了，走吧。对了——学生吃饭都是免费的，”他朝伍秀泉挤了挤眼睛，“不过，味道可不敢保证。” 苏联人的食堂与他们的行事风格相一致，明亮、简洁，像一个白色箱子里摆满了整齐的木头椅子。小少年还在好奇地四处打量的时候，刘博兼给他端来一个木质托盘：上面的白瓷盘里盛着一块干巴巴的碎rou排和土豆泥，另外一个金属碗里是飘着油脂块的红菜汤。 刘博兼本还想说点什么，少年却没顾得上这么多——他一天没吃饭，眼睛都快饿得发绿了，接过托盘道了谢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他吃得急，被噎得直打嗝，这幅样子把刘博兼逗乐了。来莫斯科的公费生，大多都是些学者、教授，养尊处优惯了，见了外国人的食物没一个不唉声叹气的——像少年这样不挑食的人，他是第一个见。 “小同志，”他笑着把自己那份也推了过去，“慢点吃，不够还有。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多大了？” 伍秀泉放下碗，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红了脸。“……我叫伍秀泉，是湖北武昌人，”他低头，扯了扯自己打了补子的短大衣下摆，“今年十七。” “哦——那你和我幺弟年纪相仿，”刘博兼看到少年嘴角还沾着一圈红菜汤的印子，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手帕，递给他，又指了指自己的嘴角，“独自出这样的远门，很不容易。” 伍秀泉耳朵通红地接过洗得干净的手帕。对面刘博兼的目光温润、明亮、充满希冀，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多少打消了这只离巢的稚鸟初到陌生国度时残存的不安。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于是，在散步回宿舍的路上，伍秀泉又与他聊起自己在武汉时与反动警察周旋，上街张贴标语、散发进步传单的事。 刘博兼弯着眼笑，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不出来——我们秀泉同志，小小年纪，有勇有谋啊！” 刘博兼恰比他高一个头，骨节分明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宽厚而和缓。伍秀泉感觉自己的脸又开始烫起来了。 天色渐暗。沃尔洪卡大街上，下了班的人们排着令人沮丧的长队挤上电车，像鱼群一样沿着灰紫色的天际线远去；一些粗布衣服上沾满机油的工人正坐在沿路的石阶上醉醺醺地聊天，或者揣着他们的铁皮酒壶对路过的女人吹口哨。刘博兼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袖角，示意伍秀泉走得离自己更近些，让他们不至于被人群挤散。 刘博兼在聊他在比利时和巴黎时，在工厂里做工的经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占领里昂大学”，然后又聊二十五日起义。 他的语气清朗、沉稳而平和，而莫斯科的温度并没有升高。但伍秀泉站在一旁听着他的声音，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胸腔中剧烈地鼓动起来——除了无产阶级思想、布尔什维克和改造满目疮痍的旧世界之外，一种少不更事的赤色脉搏，自他青涩的脸颊一路奔袭，直烧进年轻的心脏里。 2. 作为警卫员，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贴身保护首长的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琐碎的日常任务，其中就包括照顾首长的饮食起居。 首长早年在苏联留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担任过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身上一直保持着许多像苏联人一样的旧习。他对苏联生产的某些物品也情有独钟，这种喜爱在我看来，有时候甚至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 比如，首长钟爱一种老式的苏联洗衣皂。这种肥皂并不贵，一般的百货商店里也能买到，味道原始而朴实，褐色的皂砖有股淡淡的硫磺味。和现在时兴的香皂香味相比，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在我的印象里首长只用那一种。 首长在生活中并不讲究，吃住尤其朴素。但唯有在这种不太起眼的小事上，他的坚持格外固执。我也问过首长要不要换成别的，他总是笑着摇摇头，然后回答我：“用习惯了。” // 两个月一晃即过。北国的隆冬时节，除了更大更密的雪花和更深更厚的积雪，景致与初来之时并无太多区别；只是莫斯科河全结了冰，因此，每个周末，一艘巨大的破冰船都会从河道上驶过，在整座城市的云层下发出钢铁的嘶吼。 伍秀泉正是被破冰船的轰鸣声吵醒的。推开宿舍的窗台，白茫茫的沃尔洪卡大街上，清洁工正在给欧洲松的树干整齐划一地刷上灰浆，并一直延伸向远方的集体公寓和东正教教堂——少年想到，他的俄语教师伊万诺维奇在上周的课堂上曾隐晦地暗示他们“远离教堂”、“别惹麻烦”（尽管他也曾是一名牧师），不由得像被烫伤一般收回了目光。 校舍对面是公园，中央立着伟大导师列宁的雕像，尽头则密密地种着一片乔木林。远眺了一阵，伍秀泉本打算去温习功课，但冬日的街心上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刘博兼正穿过街道，不疾不徐地往公园里去。他心里一紧，没经过多少思考，便抓上大衣，飞快地跑下了楼。 “刘书记！” 走在前面的男人回头，“小伍？”他站定，脸上仍带着那种温和的笑，“今天休息？” 少年点点头，因为快跑而喘出的粗气在空中凝成一股白雾。刘博兼见状，抚上年轻人的后背，慢慢地顺：“别着急。” “书记，您怎么在这儿？”伍秀泉顺平了气，眨着眼问。 刘博兼没回答，只是敛了笑，抿了抿有些干裂的嘴唇。少年人这才注意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和发青的胡茬，怎么看都是一夜未眠的疲态。 皱眉思考片刻，年长者才轻道：“跟我来。” 他带着年轻人向公园深处走去。穿过乔木林有一片被烧焦的空地，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期的中国同学，还有一两个会讲中文的苏联人。伍秀泉探头探脑，正想要张望一番，被刘博兼一把拉住，藏在一棵粗壮的椴树后面。他把食指按在嘴上，摆出一个安静的手势。 “难道不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托派主张，要派红军正规军出兵德国么？”一个年轻的学生毫不客气地用手指着另一个人的脸。伍秀泉认识那个咄咄逼人的青年，是刚来不久的留学生，姓林，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 “无稽之谈，”被骂的那个人年纪大些，带着厚重的眼镜，但语速很快，“我们确实曾经主张帮助德国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那主要是政治上的！德国人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完蛋了，一团糟，”他胳膊上下晃动得很剧烈，“那时，我们德国的工人同胞，需要的是革命理论的支持，需要一个像我们布尔什维克人一样的革命党，或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领袖——” 另一个学生打断他，用词更尖锐，“但是，事实上，同志们，结果你们都见到了，德国人的十一月起义就是一场骗局。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理想被出卖了，工人党勾结反对军队，把共产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命出卖给了魏玛共和国。托洛茨基完全是错的。” “等着吧，”那个叫林寒的学生又开口，“托洛茨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们也全会被清算的。” 他们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家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伍秀泉听得迷糊，对其中的因果、名词，都只觉得陌生，只是隐约明白这和不久前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有些关系。来苏联前，他才刚读完初中一年级，所有人之中，他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俄语复杂的屈折变化和晦涩的政治经济学已足够令他抓耳挠腮，全然无暇顾及他们所聊的托派或什么布尔什维克党。 他抬起头——刘博兼紧皱着眉，听得正专心。他平稳的呼吸静静落在少年微颤的睫毛上，视线却盯着那庞大而又盘根错节的树根。伍秀泉这才发现他们挨得有些太近了——为了便于在直径不过一米的椴树后隐蔽，旅莫书记把他虚虚揽进了怀里。 沉稳有力的心跳声就这样在少年耳边清晰地响起，代替了不远处那些争执不下的辩论声。伍秀泉克制着深吸了一口气——书记的灰色围巾上有一股干净的皂香，悄悄钻入了少年的鼻子里。背脊上隐隐约约传来被掌心按住的感觉，伍秀泉的耳朵逐渐变得深红，头脑也因为缺氧而有些晕。直到他的腿开始发麻，人群才渐渐散去。 “小伍，”刘博兼这时才开口叫醒发愣的少年，“走吧。” 他们继续往树林深处踱步。 “刚才那些学生的成分，”他缓慢地斟酌着措辞，“……比较复杂。那里头有不少国民党人，我们不方便露面。这些事，你听过就算了，”他顿了顿，转头认真地望着少年，“……尽量不要参与。” “明白了。”伍秀泉讷讷地点头。其实他没明白，或者明白得不清楚。 地上满是积雪。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故意把枯树枝踩出一些“簌簌”的声音，像走在云朵上。雪把鞋面埋住，他有些希望自己能把发烫的耳朵也埋进雪堆里去。刘博兼问起他的学习和生活，他答得糊里糊涂。魏玛共和国、托洛茨基、社会工人党，他在嘴里把这些词嚼开，吞下去，却不能完全消化它们——年轻人的脑子里只剩下留在椴树后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跳频率。 刘博兼是对的。而少年还并不知道一场暴雨就要来。 3.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首长偶尔会显出一些孩子气。 他爱吃糖，花花绿绿的苏联产硬糖被他用一个糖盒当宝贝一样装起来，常带在身上。“文革”时首长在狱中查出有糖尿病，按理说就不能再吃了；但首长总说自己病情控制得还可以，每次做检查，他都要软磨硬泡半天，非逼着医生同意他吃上一颗。 只要医生勉为其难一点头，首长就立刻高高兴兴地掏出那个小方盒子，从五颜六色的糖果里挑出一颗，慢慢拆开，然后小心放进嘴里，安静地细细品尝。 他也经常会分一颗给我，那种糖果的包装上画着奶牛图案，“这个糖叫‘小奶牛’，”他笑着指上面的字。 “您的呢？”我问。 “我的啊——叫‘歪脚熊’。”他把糖放进嘴里，便不再说话了。 糖果融化，甜蜜的味道在口腔漫开，又消散殆尽。直到舌尖最后的一丝甜味消失，首长才一点一点仔细地将那张精致的糖纸抚平，带着些遗憾地同我说：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伊里奇’的糖，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 一九二六年的初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又陆续来了几批留学生。校舍人满为患，部分学员被分散到校外居住。伍秀泉被安排进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栋集体宿舍，两人一间。室友是个富贵的纨绔，常常见不到人，而他则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沿着街道、踏着晨雾，边默背俄语单词，边锻炼身体。 北半球的天空尚挂着半轮隐约的月亮，铅灰色的云层中飘着细如绒毛的春雪。革命红都还未完全苏醒，而勤奋的少年如往常一样，走在街上，低着头念念有词。 “小心！” 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撞进了一个结实的怀抱。 刘博兼噙着笑拾起那个边缘有些卷起的褐色小本子，仔细拍掉了上面的雪花，递还给他：“小伍，用功是好事，但也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伍秀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垂着眼接过那个旧本子——几粒小雪晶落在他的睫毛和耳鬓的碎发上，让刘博兼突然觉得他像一只机敏而无辜的小动物。他有些失神，但还来不及有所反应，这只小动物就突然兴奋地凑近：“书记！看，看那边——那好像是斯大林！” 少年捉住他的手腕，呼出的气息擦过刘博兼的耳侧。有些烫。他眼神闪烁着偏开了头，看向伍秀泉指着的地方。 那个无时无刻不出现在邮票、宣传画和课本中的格鲁吉亚人，此时正穿着呢大衣，叼着他标志性的烟斗穿过红场。“不是好像，”刘博兼扶住几乎快激动得扑进自己怀里的年轻人，以掩盖自己过快的心跳，“那确实是斯大林同志。” 伍秀泉仍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如普通职员一般步行上班的领袖，直到他的身影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这个坐落着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广场。刘博兼看着一脸新奇的年轻人，只是替他轻扫干净肩头的积雪，带着惯常的平淡微笑说：“以后常走这条路的话，你会经常碰见他的。” 从此以后，两个人好像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清晨，夜星逐渐昏暗的时分，刘博兼总是靠在伊琳卡大街刚刚熄灭的路灯下，检查少年人的俄文功课，或解答他弄不明白的经济学问题。 寒晨露重，伍秀泉看着笔记上的错题，急得搓着手跳来跳去：“所以，идти和ходить到底有什么区别，”春天初融的积雪被他踩进去一排雪坑，就像兔子钻出的窝，“——不都是‘去’么？！” 刘博兼含笑数着那些雪坑，没急着给出答案，倒只是用俄文问了他一个简单问题：“Кудатыидёшь，Пятаков?”（你要去哪，皮达可夫？） 他抬起头，眨巴眨巴眼睛，下意识回答：“Мнеидтившколу！”（我上学去！） “Чтотытутходишь?”（那你干嘛在这走来走去呢？） 闷闷不乐踢着积雪的少年先是一愣，然后恍然大悟一般松开拧紧的眉毛，“啊——我明白了！前面的得有个‘方向’，对不对？”他忙掏出笔记本，咬开笔盖，然而他冻得僵硬的手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麻雀脚爪沾了墨在纸上按出的几个印子。刘博兼见他这样，笑着捉住他冰凉的双手，揣进了自己的大衣里。 骨节分明的手带着温热将他包裹，伍秀泉不由得往前凑了一步。那股令人安心的皂香又再度飘来，红晕慢慢爬上少年的脸颊。刘博兼的手引着他的手，摸到了一板方方正正的东西——他抬起头，好奇地看向刘书记。 刘书记对上少年的目光，示意他拿出来：“尝尝看？” 拆开素色的牛皮纸，少年兴奋地捧起这黑黑薄薄的一大块，轻轻啃下了边沿的一小角。 又浓又苦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伍秀泉一下子皱起了眉：“这什么呀？！” 他脸皱得像只小猫，刘博兼只觉得可爱得紧。“这是巧克力，”他说，“比利时人很爱吃这东西。” 刘博兼多少清楚，这帮学生中，数伍秀泉的家境最是清苦贫寒（有人曾告诉他，伍秀泉一家十口人，只能靠母亲为别人纳鞋底维生）。苏联人每个月补助他们这些留学生二十卢布——不算一笔大钱，但少年人硬是省吃俭用，全攒了下来，一并寄回了他的武昌老家。至于这些昂贵的洋货，他大概是从来不舍得买的。刘博兼实在想让他尝尝，只可惜牛奶常年供应紧张，四处寻了都没有找到奶味的甜巧克力，最后只得在阿尔巴特大街前的国营商店里买了这种“布尔乔亚货”。 小孩被苦得眉毛眼睛都要皱到一起，却不好意思直说，只好把牛皮纸又叠了回去，将剩下半块巧克力整整齐齐地收进衣兜里。他眼皮薄，眉毛一耷拉下来，纠结得更可怜了些，刘博兼拿他毫无办法——年长者抱歉地笑笑，又从大衣兜里掏出一颗牛皮纸包着的硬糖放进他手里：“那还是吃这个吧。” 伍秀泉看着躺在自己手心里的那颗糖果：这次他知道了，那是一颗苏联常见的“伊里奇”硬糖，糖纸上印着伟大领袖列宁的头像。 小少年拆开糖纸，将糖果放进嘴里。刘博兼正拿掌心将他冻得通红的耳廓捂暖，而焦糖的甜味在舌尖化开，从口腔打着旋扩散，最后和他双手的温度一起轻飘飘地落在心脏上，驱散了最后一点掩盖着朝霞的云层。 甜味散尽了，伍秀泉扬起一个启明星般灿烂的笑容。然后，他珍重地将糖纸抚平，小心翼翼地夹进俄语单词本里。 4. 首长平日的生活十分简单。他睡眠不好，一般起得很早。有时天不亮他便醒了，早饭就着咸菜吃些馒头白粥，饭后读一会报纸，就出发去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守在门口，等着他看完刚送来的《人民日报》，然后为他备好外套出门。首长却盯着那张报纸，迟迟没有准备走的意思。 “小陈啊，”他突然叫我，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已经五月了？” 院子里飘来了槐花香，我侧头看了眼日历确认：“首长，二号了。” “这么快呀……”他摘下老花镜，无奈地摇头：“我们这些老头子，真是到了忘事的年纪了。”他指了指报纸的小标题，让我凑近了看——“莫斯科昨日隆重举行和平劳动节65周年纪念庆典”。 “这个庆典，我也参加过好几次呢，”他朝我笑了笑，“那个时候的阵仗、排场，比现在大多了……” // 莫斯科五月节的周年庆典比任何别的节日都要隆重而盛大。红场阅兵仪式的一周前，圣瓦西里主教堂就已经挂上了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庄严的苏维埃旗帜；克里姆林宫的正门前，立起了足有两层楼高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而另一侧墙则挂着饶勒斯与列宁的巨大红底画像。日历上，整个五月被标记成了红色——伍秀泉到莫斯科刚满半年，从没见过这样热闹非凡的景象，心情除了新奇，更是说不出的激荡，连早晨背诵俄语单词时，也像小鸟一样和刘博兼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 “书记，你看到了吗！”小少年手脚并用地朝刘博兼比划，“步兵联队的装甲车连轮子都有这——么宽！” 刘博兼看着他脸上因兴奋染上的红色，只觉得连心中的忧虑与烦躁都消散许多：“明天旅莫支部也会组织工人游行。我也在，你去不去？” “真的？”少年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我去！我去！” “好，”刘博兼笑着点头，从兜里掏出一颗“伊里奇”硬糖，放到少年手中，“但你要答应我——明天人会很多，你要时时跟紧我，不要被挤到队伍外面去了。” 五月节的当天，莫斯科已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连东正教教堂的圆顶上都披着沉重的红色帷幕。不到八点，沃尔洪卡大街上的工人们就已经开始敲锣打鼓了，“万岁，万岁，万岁，苏联万岁！打倒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人们在伍秀泉的宿舍楼下整齐地喊口号，他推开窗户，发现刘博兼正站在离游行人群不远的街对面，一身戎装，朝他浅浅敬了一个军礼。 少年急匆匆地披上衣服、蹬上鞋下了楼，以至于小跑到刘博兼面前站定时，连头发都还是乱糟糟的。 “小伍同志，”年长者笑着揉了揉他的乱发，“你这样，倒真像个闹革命的。” 他们绕开拥挤的人群，沿着莫斯科河岸的小路前往红场。 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批拉着红色横幅的工人，为首的女工正在大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我们遵照铁的誓言，可以上十字架，可以冒机枪扫射，绝不后退……实现一个大同的人类社会……” 另一边的游行队伍则在大喊：“实行列宁遗嘱，反对独裁——” “……我们血管里奔流的不是水，而是血。迎着枪口的狂吠，我们挺进不歇，”女工人提高了嗓音。 “反对独裁！恢复党内民主——”反对派的声音也更大了。 “为了死后也能化为轮船、诗篇和其他长久的事业！”诗歌的最后一句，她几乎是怒吼出来的。 诗歌的声音与反对的口号混在一起，每一个声音都竭力想盖过另一个，而远方救世主塔的钟声将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衬得微不足道。 “不要停下，”刘博兼抓着伍秀泉的手腕快速穿过他们，“我们的队伍在另一边。”他们来到广场的另一端，和集会的中国同志们汇合：比起苏联人，他们的人不算多，但不止留学生：那些在远东铁路工作的华工，还有一些驻外的、西装革履的记者也都来了。刘博兼和队伍领头举横幅的那些学生简单交谈了两句，便带着伍秀泉加入了游行者前进的队伍。 他们穿过红场，向列宁墓前进。越往前，加入游行的队伍越多，就像数以万计的椋鸟，在检阅台前汇聚。人们从四面八方挥动着红色旗帜涌来，形成一片赤海。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对他们的队伍喊着“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革命者万岁！”的口号，拥抱工人和学生；走在队伍前面的人被他们举起来，高高抛上天空，又稳稳接住。 刚成年的少年人被这种场面冲击得眼眶发热，血液涌上大脑，跟在人浪中一步步地前行，像踩在棉花上。刘博兼的叮嘱被他忘了个干净，等他回过神时，两人早就被人群冲散了，他被冲进了一个全是苏联人的队伍里，而他们正包围着一辆轿车前行。“实行列宁遗嘱，反对独裁，恢复党内民主——”领头的人大喊。 他努力踮起脚，想越过这些高大的男人寻找刘博兼的身影，但人们都穿着类似的军装，哪还能分辨谁是谁呢？ 少年有些慌乱，这时，一个包着脏头巾的老妇人，用力拉扯着他的衣袖，用带着乌拉尔口音的俄语朝他喊：“你们这些拿着我们的钱吃白面包的中国佬，”她的眼睛瞎了一只，另一只则因为愤怒而睁得更大，“你知不知道，我从前线回来的儿子连黑面包都吃不上！” “我——”伍秀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还未来得及抽出被拉着的袖角，另一个工人也冲到了他的面前。 “你以为你们这帮中国佬到莫斯科读书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举起自己的手，那上头只有三根手指，“看看我的手，狗娘养的，看看！——那是我们的钱！我们连土豆都买不起，你们这群混蛋却在喝红茶和牛奶、吃鱼子酱——” 人群中响应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多，全都夹杂着愤怒的脏话，不堪入耳。 少年人想反驳，却怎么也说不出话。即便是在报馆里面对来搜查的警察时，他也从未如此时此刻一样体验这种语言的苍白与匮乏。他不愤怒，只是害怕：他们不是敌人。不是军匪。不是国民党人。更不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只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而正因为他们不是敌人，才让伍秀泉更害怕。他恨不得自己听不懂半句俄语。 周围的人把他像麻布袋一样推嚷着，四周，黑红的旗帜和烟雾涌上来，变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潮水。他的手在抖，嘴唇也在抖，前方有人在尖叫，有什么人起了冲突，人群巨大的欢呼与咒骂混在一起，变成吵闹的杂音。 “秀泉，”杂音中，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秀泉！”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秀泉！”一只温暖坚定的手牢牢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抬头，刘博兼焦急的脸就在眼前，一向梳得整齐的头发散了下来，被汗沾湿在额头上。 “……书记？”少年嗓子发哑，几乎以为这是幻觉。 可还没等他继续说话，耳边就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 “有人朝托洛茨基同志的车开了枪！”一个人惊呼，刚才的那些工人们全都转头看向轿车的方向，趁这个机会，刘博兼一把将他揽住，带着他从这个混乱的队伍中挤了出去。刘博兼高大，伞一样把失魂落魄的少年罩住穿过半个红场，直到绕进一个僻静的小巷，远离了那些喧闹的中心才将人放开。 “秀泉，”刘博兼扶着他站稳，浓黑的眉毛紧蹙着检查年轻人是否受伤，“有没有事？伤到哪儿了？” 少年人没有回答。排山倒海的口号从巷尾的墙外传过来。天空像是在震。他愣着神望了刘博兼好些时候，才像溺水的人一样紧紧地抱住了年长者。 他在发抖。 “书记，对不起……我，”少年没有抬起头，但刘博兼知道他在压抑着哭，“我太得意忘形了，”伍秀泉带着鼻音，断断断续地抽着气道歉，“人太多了，我找不到——”他抬起手擦眼泪，然而泪水越擦越多，沾湿了旧外套的袖子，剩下一半又蹭到了刘博兼的军服上。这让他更难过了。他不明所以地为很多事难过。他为那个瞎了眼的老人难过，为也许中了枪的人难过，为弄脏了刘书记的衣服难过，而因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难过比别人多了一百倍。 刘博兼抚平他的乱发，用他宽大、温暖的手掌，沿着少年的背脊，一下一下的顺着。“小伍，你不需要道歉……这不是你的问题。”他的语气平静，温和，说的不是像子弹一样的俄文，而是他们熟悉的母语。他的难过像突然有了支点，刘博兼用手掌的温度，把他驼上了一座小小的浮桥。少年还在抽噎，但泪水渐渐止住了。 镇静的，坚定的心跳声，正贴着右耳敲击他的鼓膜。 夜晚，刘博兼送他回家。从二楼的窗户，少年偷偷目送穿军装的男人沿着街灯远去：他懵懂地明白，有些事变得不同了。 5. 首长冬天出门必定要戴围巾。 我第一次帮他去取的时候，拉开衣柜，里面有好几条款式几乎相同的灰色围巾。当时并没有在意，后来拿得多了，才感觉到每一条的触感似乎都不大一样；那些灰色也有细微的差别，其中两三条上还有外国字母的标识。 有一次临出门前，我无意中提了一句，首长怎么不试试其他款式的围巾？ 首长正把围巾在脖子上整理出一个舒适贴合的轮廓，柔声说：“以前也戴过其他的，后来觉得还是这种灰色的最合心意。你不要小瞧那几条看起来差不多的，是我专门托以前外交部的同事在法国和比利时买的。” 我那时已经习惯了首长在某些小事上固执的坚持，尽管我依然不理解首长对于某种洗衣皂、围巾和糖果的偏爱。 我看向镜中的首长：他已满头华发，身形不再如老照片中那样灵动挺拔。他仔细把领口的敞风处拍严实，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这一条，是我在苏联买的。” // 莫斯科的夏天过去得这样快。近秋，灰白色的天空将亮未亮，少年睁开睡眼，满腹心事地呆望着结起蛛网的天花板。 他掀开被子一角，苦恼地看着床上的狼藉。汗水和jingye在军绿色床单上濡开了一片水渍，伍秀泉耳朵通红地将棉被往下蹬了蹬，遮住了自己留下的深色印迹。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伍秀泉坐起身，几簇压不平整的发尾无助地翘起来，绞进他凌乱的心跳里。尽管知道这只是梦，可梦里的那双大手在他身上游走的触感是那么清晰，醒后仿佛犹在他的嘴唇、腰间和臀瓣上留下无法褪去的温度。 那是五月节的那个下午里，那双宽厚，温和的手。 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心虚得一个周都没敢对上刘博兼关切的眼神。本以为自己只是因为年纪尚浅、血气方刚才做这样荒诞的梦；可后来，慌乱的心跳逐渐延伸到了现实里——以至于他每次见到刘书记，胸膛里都好像要飞出一只翅膀不停扑腾的鸟。他直觉这不应该，可那颗懵懂的种子不必浇水也会发芽。 少年懊恼地把自己睡得乱糟糟的头发揉得更加凌乱，嘟囔道，“伍秀泉啊伍秀泉，你来苏联是为了好好学习先进知识，将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不是为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蚊子一样的哼哼，“不是为了……搞什么小资产阶级恋爱，更何况，更何况——”少年埋下头，把剩下的半句话吞进了肚子里。 ……更何况刘书记……是个男人。 想到这，他简直感觉自己的胃像被人无缘无故打了一拳。转头看向空荡荡的房间，今天是没课的休息日，自己那志不同道不合的室友又彻夜未归，想必是又在馆子里喝到烂醉，找斯拉夫女人共度良宵去了。窗外渐渐传来有轨电车缆绳摩擦的金属音和排队购买面包的工人响亮的谈话声——到了该起床锻炼的时间，可少年却沮丧地把自己再一次扔进床铺里。 他把脸深深地埋进了枕头。与刘博兼围巾上的香气如出一辙的，“列宾”牌肥皂的味道从枕套涌进他的鼻腔——这味道让少年下眼睑发烫，刚平静片刻的心又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梦里，刘书记那凌乱而柔软的吻，像一场灼人的雪，和欲望一起落在了他的身上。下腹越来越热，他轻蹙着眉，手认命般向下，握住已经挺立的茎身。修剪整齐的指甲划过渗出前液的铃口，他忍不住绷紧双腿，从紧抿的双唇里泄露出一点细软的呻吟。湿漉漉的掌心上下撸动得越来越快，发出色情的水声，也让他的羞耻心受尽了这份快乐的折磨。理性像这场暴风雪中一点微不足道的火苗，熄灭得悄无声息。最终，年轻人还是无可避免地放任自己叫出声，喘息着呼喊着梦中人的名字攀上了高潮。 等他再回过神时，晨雾已经彻底散去，阳光泼洒在嘈杂的大街、宿舍的木地板，和自己覆满薄汗的脸上。少年近乎绝望地想，今天之后，他们再也不应该见面了。 九月的最后一周，中山大学把伍秀泉一行学生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休养所度假。那里环境优美、生活缓慢，上午有教员读报，大家分析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下午和晚上便可以自由活动，散步休息。 一天，正在莫斯科市内接待冯裕翔秘书一行的刘博兼也在百忙之中赶来，组织了一场座谈会。 夜已深了，仍有许多学生围在刘书记身边请教各种问题，伍秀泉和往常一样被挤到了角落里。他望向那个许久未见的身影——刘书记依然是热忱亲切的模样，有问必答，风度翩翩。少年静静凝视着那常常出现在梦中的人，尔后悄悄挤出房间，散步到休养所外的小湖边。 北国的秋天，连晚风都透着沁人寒意。伍秀泉缩了缩脖子，拢紧外套。随意找了一片空地坐下，清冷的月光伴着他的思绪，洒遍了粼粼的湖面。 “小伍。”一个清朗温和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刘书记……”他回头，刘博兼正带着笑，静静站立在不远的山毛榉下。一时间，年轻人的心里涌上许多情绪，不知该如何是好。心虚、羞涩、慌张、疑惑……还带着一点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微小欣喜，让胸口的那只小鸟霎那间活了过来，又开始胡乱扑腾它的翅膀。他连忙起身，习惯性地向下扯了扯自己旧外套的下摆。 刘博兼将少年的百转千回的表情与熟悉的小动作都尽收眼底。“小伍，”他往前几步来到伍秀泉身前，把搭在自己臂弯的那条围巾展开，让它松松地环住面前人的脖颈：“别仗着自己年轻就贪凉啊。” 带着体温的毛料与皮肤接触，伍秀泉的心霎时变得guntang：“……谢谢书记。” “不想同我说说吗？发生什么事了？”刘博兼倚靠在树干上，声音温柔而关切，仿佛一切如常。 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敲碎他理智的冰面，伍秀泉怔住片刻，又被夜风吹醒。他没有回答，只是拾起岸边的一块小石子，奋力扔向湖中央——直到那颗小石子“咚”地一声落水，在潋滟的湖面砸出了无数个破碎的月亮，他才深吸了一口气，坚决而缓慢地摇了摇头：“我没事，书记。” 刘博兼轻叹了口气。年轻人在躲着他走，而他不愿意和自己说实话。他垂眸看着伍秀泉，刚见面时那个青涩的少年，已经在眉眼中透露出革命者的倔强了。对于他避而不谈的理由，刘博兼或许清楚，然而他必须装作不清楚：因为，摆在他们前面的不是什么博士学位，而是暴动、斗争、监狱，和流不尽的血。 山毛榉树的新叶被吹得沙沙作响，他不愿意再追问，也不能够再追问。刘博兼越过伍秀泉冻得通红的耳朵尖，凝望着他身后的密林。这是他们的选择：一条蜿蜒、曲折、艰辛的小路。 “书记，”年轻人勉强扯出一个若无其事的微笑，想打破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昨天，教员读了斯大林同志的那篇《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好久以前，讨论过布勒斯特条约的问题——” 他对上了伍秀泉的眼睛：年轻人的双眼明亮、纯粹、坚定不移，正如头顶夜空中最闪耀的昴星，无法不叫人动心。 刘博兼轻轻闭上了眼。他心有不忍，却终究还是开口打断了年轻人：“小伍，我要回国了。” 伍秀泉愣住，剩下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 “按照组织规定，具体事由我必须保密。” 西北旦夕存亡，他已是归心似箭。临危受命、回国辅佐冯将军，正是他的迫切希望。刘博兼踌躇满志、辗转求学，自比利时到法兰西、北上苏联……一生所学，不过正为此刻。他看向面前低头不语的伍秀泉，自知大道理无须多言。只是将这个少年独自留在此时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苏联，留他面对这些尔虞我诈的政治，他有数不尽的牵挂。 刘博兼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仍是朝对面的年轻人伸出了手：“伍秀泉同志，保重。” 伍秀泉如梦初醒般伸手回握，却突然被那双总是干燥而温暖的大手用力一带，撞进了年长者坚实的拥抱里。 “秀泉，这条围巾请你代我保管。”刘博兼在他耳边说，“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 围巾上，清淡的肥皂气味，与刘博兼西装外套上的烟味混在一起，让伍秀泉再也无法佯装冷静。他最终还是抬起了手，回抱了这个教会他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的不规则变格及巴黎公社革命史的男人。 “嗯。”他把下巴埋进围巾里，轻轻地点头。